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近代思想的物质

2021-08-08 02:18

  2021年5月29-30日,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会议分设北京与香港两个会场,两地学者通过网上连线的方式对话。本次会议得到“京港大学联盟”支持,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共同召集,并纳入北大文研院“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第六场。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切入,围绕“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这一主题发表学术见解。

  晚清以来西潮涌入,新思想层出不穷,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积累极为丰硕。在学术脉络内部的延展之外,新思想的萌生和传递,也有赖于外部的物质形态与技术手段。铅石印书、报章杂志、教材教案、电报电话、摄影相片、留声唱片等新载体的相继导入,由文字、符号、图像、声音、气味等元素构成的感觉世界焕然一新,并反过来影响到思维方式的代际更迭。本次活动围绕上述议题,共有十八份专题报告在京港两地逐一开展,报告人与评议人就物质媒介对思想转型的影响、“物质”与“情感”的互动、新媒介与新形式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伊始,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教授致欢迎辞,表示希望通过是次活动,加强京港人文学界的合作,并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学术交流。其后,来自京港两地的会议召集人亦分别致开场白。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旨与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则简要地说明了会议的组织经过,并表达了对京港两地学者的感谢与期待。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东杰首先带来了题为《语言、身体和革命的“感觉”——一些初步的思考》的报告。在正式分享报告内容之前,他提出了两个思考问题作为引入:什么让我们产生“革命”的感觉?“革命”的感觉又怎样表达出来?基于以上的问题,他尝试以语言/声音、身体/动作、感觉的串联、革命技术与工具这些媒介,来分析“革命”的感觉如何营造,又如何为人们所表达与接受。他发现上述媒介透过再现、认知、学习与训练等方式,为人们构筑出了一套对革命的认知和情感框架,从而营造、表达、再现、传递和记忆了“革命”的感觉。在评议环节,程美宝教授建议报告除了关注物质形态和情感媒介之外,还可以从公共场所和家庭领域的分野、技术层面(如声音的强度与革命的标准)、“革命”亢奋持续的时间标准等角度来探讨。同时,她还提出了为何革命会选择用“另一个自己”来改造世界、学者应如何在全球史视野里考察革命等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

  紧接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吴盛青作了题为《“诗意”的逾越/愉悦——抒情传统与民国美术风景》的报告。她主要讨论当抒情遭遇摄影术时,技术化的摄影如何成为抒情媒介的问题。报告内容以现代意义上的诗意、抒情特性、审美理想等数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Indermediality(互媒性)这一关键概念。她认为,现代摄影技术拥有这种概念的内涵和特性,包括跨媒介性、媒介间转置、媒介间互文指涉以及多媒介性,使其作为抒情媒介能与作品互相影响。同时,她亦对民国摄影家经营诗意的几种方式做了图文并茂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院季剑青研究员对这篇报告做出总结评议,他指出这项研究的背后关怀在于以诗意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抒情传统如何在现代传媒里重新转化。摄影媒介的纳入极大扩展了对抒情传统的理解,报告人对写意概念作出了新阐发,使之呈现出新的意义。他期待报告人日后对抒情传统与现代传媒之间存在的缝隙、冲撞和紧张关系,做进一步阐释。

  另外,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陈学然副教授分享了《新思潮的传播——金文泰、赖际熙与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这份报告。他指出赖际熙、区大典等晚清遗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翻天覆地之际,本已是时代的边缘人物,但他们在因缘际会下获得英国在港最高殖民地官员金文泰的赏识。他们和金文泰及在地绅商推动中文教育,成立汉文官立中学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学内容包括儒家教化、古典文学、传统经学等等,使中文教育在重英轻中的社会环境里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再者,陈学然亦提出,香港一隅的各种现代技术媒介与新的书写形式,使新思想的表达或传播似乎呈现出了异于国家层面的发展轨迹,值得进一步研究。

  会议第二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陈亮亮首先发表《梨园之声——清中晚期伶人群体的表演论述与技艺认同》。报告立足于表演本位与伶人心境,以“技艺”作为关键词,考察了清中晚期的昆曲艺人如何透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以文字作为媒介,纪录、传承、保存、理论化其行业技艺;并讨论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技艺、行业、身份。在报告过程中,主讲人还通过多媒体形式展示了穷生行当之表演。她强调,使用“技艺”此传统术语,不仅为了突出中国戏曲表演的高度技术性,更是有意对现代西方艺术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重艺轻技”倾向进行反动,并希望响应儒家“道-技”议题之讨论。

  接下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金环以《私密书写——明清时期日记手稿》为题发表报告。报告首先厘清了“私密书写”这一概念,以往人们提及此概念,随即想起个人书信与日记。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书信与日记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具有今日所称之“隐私”意味,譬如明清语境下的“私密书写”是关于“自我”的直接表达与记录。在厘清概念后,报告人基于明清易代与太平天国战争的背景,以私人日记及笔记为考察对象,介绍了明清时期个人视角下对战争与私人经验的记录与书写。与官书记载的宏大叙事相异,“私密书写”中所凸显的是个人对身体、情感、历史经验的自觉。最后,报告人强调,手稿本作为媒介能够为我们传递丰富的信息,因为在删削的过程中能透露出记录者是如何一步步为他的文字赋予多重意义,这在印刷本中无法体现。

  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副教授李婉薇作了题为《笔墨演说·曲线启蒙——清末广东报刊如何宣传种族革命和生活新知》的报告。辛亥革命前夕,在言文不一致的语境中,广州和香港的报刊、杂志为现代中国实现知识的传播和转移提供了十分独特的例子。这次报告介绍《广告白话报》和《岭南白话杂志》两种稀见材料,说明了黄伯耀等革命派报人如何直面群众,以生活化的语言和例子,把启蒙报刊写成演说底本,通过口耳相传宣传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公共卫生常识。与此同时,作为革命派报刊的代表,广东首份石印画报《时事画报》则从另一路径拓展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传播空间。报告还提出,书面粤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承担了建立感情结构的角色。

  进入会议第三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洁带来了《为〈殉难记〉,不为殉难人——吴庆坻与〈辛亥殉难记〉成书考》这一报告。《辛亥殉难记》是吴庆坻(1848—1924)于清亡后搜访史料、行迹,所写成的一部有关辛亥革命中殉清官绅、兵丁的列传。中国历代均有“褒忠”传统,会撰写遗民录以确立“忠义”的核心价值。但在辛亥年,“忠义”观念遭遇到来自宪政、自由、族群等多方面的挑战与质疑。报告详细地考订、追述了《辛亥殉难记》这部遗民史书,兼及清末民初的“忠义”书写及其所指向的伦理与文化逻辑。

  其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何旻作了题为《制造左翼文学范本——鲁迅编印〈毁灭〉〈铁流〉出版史》的报告。报告主要分析了新书业与作者之间权力结构的动态过程。进入左翼文学时代,作者的政治介入姿态将政治压力施与出版新文学作品的新书业,打破了新书业与作者间以往形成的互利关系。新书业将获得利润的方法,从推动内容创新为核心,转化为应对不确定的政策风险为中心。这种变动导致新书业以作者为核心的制度受到削弱。1931年11、12月间,鲁迅托名“三闲书屋”,自行出版《毁灭》、《铁流》两本翻译小说,夺回作者对书籍文本的控制权力,并通过错杂的安排与选择正文、附录、图像等手段,加入自我对苏联普罗文学的理解,以提供中国左翼文学的范本。出版之后,三闲书屋版《毁灭》、《铁流》因内山书店销售空间有限,流通不开,最终却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翻印本而得以通行,实现了鲁迅制造左翼文学范本的初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延雨作了题为《汉字改革与晚清民国书刊封面字体的变迁》的报告。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汉字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观察晚清至民国汉字命运的变迁,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汉字改革的种种尝试,书刊杂志封面上的字体设计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报告以此为切入口,检索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逾百幅书刊杂志的封面设计,着重分析其中字体设计的视觉特征,并追溯设计师的艺术教育背景和留洋经历。在分析过后,主讲人也进一步讨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包括主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改革者如何看待传统的书法艺术、在新文化相关的书刊杂志封面字体中,哪些设计能被归类为赓续传统或独出新创。由此,主讲人又延伸讨论到字体从传统到新变的转折具体发生的时期、新兴的字体设计反映变革汉字的哪些主张、甚至外来文化和艺术对汉字的视觉革新等值得学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天会议的首份报告,是由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及翻译学系助理教授林毓凯所准备的《胡适驻美大使时期的英文译作考证——从蒋介石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电报谈起》。从1937年到1939年的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共给罗斯福发了七封电报,这些电报的英文译稿皆由驻美使馆呈交给华府。主讲人在仔细审视这些英文译稿后,发现其中一封译稿在语气和行文上较前几封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该信遣词用字不但简洁有力,行文也展现了清晰明快的书写风格。由于当时正值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积极寻求美援的时期,而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更是蒋介石赖以与美方沟通的主要代表人,故不得不让人怀疑该译稿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主讲人认为,胡适的外交档案是学界过去较少研究的议题,其或许能够为胡适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视角。

  在林教授分享完毕之后,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王雨带来了《“女性的频率”:性别、广播与1940年代中国革命的听觉文化》这一报告。报告以播音员为研究对象,追踪1940年代中共播音风格的构成要素和衍变轨迹。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该时期大量女性播音员的实践经验,为党的播音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路径,并在后来形塑党的说话风格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主讲人认为,本身并不具备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异质元素,通过借助“女性的频率”,也介入到了对革命听觉文化的形塑当中。同时,这种介入往往是以扭曲、遮蔽和自我否定的方式进行的。

  会议第五场报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发表的《从语言的临界处走进两个思想时空——〈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的文体与方法》。语言和文体,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物质层面。该研究以斯宾塞英文原作《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以及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又简称为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为基本的对象,汇集翻译史、中外近代思想经典文献的版本考证、跨文化研究、英文原典多种版本的校勘翻译、中文古籍的整理注释于一体,是一部综合性著作,深刻阐发了对跨国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的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助理教授叶嘉随后发表了题为《大于“小知识”——民国〈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的翻译栏目》的报告。报告结合了档案文献、期刊文献的细读与数据可视化、网络分析的方法,详细分析上海中华图书馆(1911-1933)三份畅销杂志《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的翻译栏目及译者群体。中华图书馆因其成立背景,杂志编辑拥有充分的编译自由,能借翻译栏目盛产“小知识”,聚拢业余译者,催生知识的专门化。这三份杂志所带来的“小知识”之兴,有别于一般认识中,即清末民初经翻译而产出科学、政治、哲学等主流知识的模式,亦可见西方现代性对中国人的影响已从精英阶层普及到更为广泛的民众。

  会议第六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妍杰首先发表《情感宣泄与思想表达:五四后学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家庭研究社为例》。主讲人表示,本报告是她家庭革命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经历了由文、史、哲到社会科学的一个转向,学生的心态发生转变,故本报告主要研究五四以后以北科学生易家钺、罗敦伟为核心的一个学生社团——家庭研究社。她首先描述了易、罗二位湖南籍学生的家世背景和成长经历,指出两位阔家大少所经历的“穷少爷”生活与思想表达的关联。其次,以社团的组建、宗旨和社会活动为焦点,讨论《家庭研究》杂志作为的感情汇聚的功能。最后通过杂志所呈现出痛恨、同情、羡慕等基本情感来勾勒五四后学生心态的演变,而这恰是新青年转变为进步青年、革命青年的大语境,所以她认为情感在革命洪流的作用仍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随后发表题为《如何安顿自己的“过去” ——〈在酒楼上〉的空间诗学与记忆书写》的报告。她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解析《在酒楼上》,发现借助“酒楼”、“废园”、“坟”、“S 城”等空间意象,小说展开了极为精妙的将“过去”显现于“现在”的回忆叙事。“酒楼”是一处回忆空间,叙事者让自己的“过去” 以吕纬甫的形象出现,与当下的“我”亲切晤对;而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同样事关记忆,其核心意象是对“过去”的挖掘与补偿。通过《在酒楼上》的写作,鲁迅对《呐喊》中被省略的创伤性记忆进行了“修通”,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记忆诗学,它不仅与《野草》构成互文关系,也预示了《朝花夕拾》的登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则准备了题为《生生之道——近代返老还童术与生命观的演变》的报告。她以1920年代出现在上海、北京等地的“返老还童热”为切入点,探究了近代以来人们如何认知青春和衰老,并思考有关身体、生命和“人”等议题。尽管很多返老还童的观念和实践与近代医学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这些医学观念和实践的背后,其实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思想转向:受科学主义、进化论、社会观念等思潮影响,身处近代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何以为“人”、如何生“活”的问题。

  到了会议的尾声,京、港两地的召集人分别带来两份报告为会议作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口头发表题为《晚清新编尺牍教本源流考》的论文。他指出,中国古代有悠久的“书仪”传统,与礼俗和教化关系密切。明代以降,更涌现出一批尺牍专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论文首先追溯了近代尺牍的前史,发现在日益急迫的实用诉求下,传统尺牍的“虚文”出现了分化,即明末以来尺牍专集所传递的文章趣味显得不合时宜,但系统化的程式套语却仍是社会交际的必需。继而,报告人谈到甲午战争之后教科书中尺牍课的兴起。在清末短短数年间,沪上铅石印书局掀起了一个编印尺牍类书籍的高潮,主讲人注意到这些尺牍指南书中“新内容”与“旧程式”之间的张力。款式和套语固然随时代变化,但凭借文字轻重、语气缓急等“虚文”来表达身份意识与人情厚薄,这一原理却是亘古不变。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则分享了《重写英雄传、演绎〈新民说〉: 论梁启超对明治日本“维新史论”与“修养书”的转化》这一报告。他以梁启超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为中心,考查评传这种新文体如何经由梁启超的转化,在晚清中国落地生根,又如何承载、传播梁启超的政论与德育论。报告指出,作为梁启超书写依据的两部日文传记具有维新史论以及修养书的特征,传布了平民主义政论与修养论。梁启超编译评传于是借鉴维新史论与修养书的体式,重组并转化原著思想内容,引入《新民说》中政论与德育论,并演绎、补充其论述。最后,主讲人强调,梁启超编译评传实为讨论跨国思想文化史及晚清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在所有汇报结束后,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主持圆桌讨论,重申会议的主旨不仅关注物质形态,更希望进入内在情感,打通思想史和文化史。而后,京港两地学者也相继发表参会感想。清华大学王东杰教授谈及自己受会议触动后所生发的问题意识:“思想和物质/媒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物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思想?”并将自己的思考概括为三点:其一,物质为思想提供条件和可能性;其二,物质和情感结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复原物质和思想相互塑造的场景才会更准确地捕捉历史,而将物质纳入我们的思考视野能够扩展思想版图,带来新质;其三,物质透过语言尤其是比喻等媒介进入思想史,这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线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教授则认为,会议报告涉及近代中国各式各样的情感,包括忠义、英雄崇拜、孤独、爱国革命的热情、诗意、亡国的恐惧等,不仅讨论情感的抒发,也涉及情感的克制;而如何将情感分析与不同媒介的独特性相结合,值得持续深入探讨。另外,香港城市大学林少阳教授强调,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其实语言作为一种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形态,而不仅仅如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解释的那样,是与“物质”处于二元结构中的“观念”,因此他非常认同此次论坛的主题、形式与效果。最后,他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联合京港学者就更多问题展开平等自由全面深入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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